“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要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新浪长安讲坛上表示。
她说,中国不乏先进的技术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这给企业创造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就难以将这些资源有效组合起来。因此,不解决中国金融压抑的问题,就不可能解放中国企业的生产力。
金融改革应面向三个方面
“没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不能够保障稳定的货币环境,没有灵活的金融政策就无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难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吴晓灵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而凭主观意志来配置资源的运行方式。在宏观政策指引下,充分利用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方式。她认为,未来金融改革应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要区分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尊重市场主体的自由缔约权;第二,要分析金融活动的社会影响和产生风险的波及面,合理界定监管边界;第三,要认清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金融活动的关系,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的效率。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市场参与者很快成长起来。我国的经济也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之中,开放的大门已经没有办法关闭,也不应该关闭。次贷危机尽管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它的部分风险已经传导到全世界,应该说世界替美国承担了风险。
吴晓灵表示,如果不进行更多的改革,那么我国将永远是风险被动的承受者。我国的金融业与切切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还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我国金融业要想避免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首要的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经济实体服务。
合理界定金融监管边界
有人会担心金融创新会放松金融管制,从而增加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对此,吴晓灵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确实反映出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金融创新,而是面对公众的金融创新产品偏离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具体来看,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上。同时,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范围。
“要正确分析金融活动的社会影响和产生风险的波及面,合理界定监管的边界。”吴晓灵表示,合理界定监管的边界就是要把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人与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区分开来,把涉及少数人与涉及社会公众的金融活动区分开来。金融活动伴随风险,消除风险是不可能的,监管部门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让市场参与者控制风险,让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吸取美国在次贷危机上暴露的监管教训,而不应该因此关掉我国进一步发展衍生产品的大门。
吴晓灵建议,应该给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以金融活动的自主权以增强社会资金的供给能力,增强社会的创新能力。应把金融监管的力量集中于涉及面广的可能产生社会动荡和系统风险的金融活动方面,以降低社会成本。
她表示,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已到了一定程度,主要如:代客资产管理已成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交集,银行业的代客理财产品和私人银行业务;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信托计划;证券公司的代客资产管理和集合资产管理;保险公司的投资连接产品;基金管理公司的共同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专户理财;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QDII业务等。以上这些的法律关系都是信托关系,即委托人将资金交于受托人经营,委托人承担风险并收取收益,受托人赚取管理费用的法律关系。在这些名目繁多的业务中,有些是公募的,有些是在特定对象内私募的。为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应该对同一法律关系的产品制订统一的监管标准,对向特定对象募集的也应制订统一的合格投资人标准。
加强银行与财政间的协作
吴晓灵表示,最近我国经济形势面临着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并存局面,为了实现中央“一保一控”的宏观经济目标,应运用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和适度宽松的公共财政政策。
吴晓灵告诉中国工业报记者,今年8月份的人民银行新三定方案中强调了央行要和财政部加强协作,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做了。目前,央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已经形成了定期交换意见协调的机制,这一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
她表示,通货膨胀无论是由什么原因形成,最终都表现为货币现象,即有适量的货币供应来实现这种价格上涨。区别仅仅在于如果需求过度拉动物价上涨,就应该更多管制需求,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如果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就应更多注重结构的调整,同时还是要辅之以货币需求的控制。
非银行金融机构活跃会使得市场利率有所提高,从而限制金融活动导致经济僵化,“逼死”很多不该“死去”的企业。吴晓灵表示,应该允许企业到市场上发行债券或者股票,搞活金融的产品可以涉及股票、债券以及信托贷款计划等。如果放开管制货币后果将更可怕,企业之间既不能够融通资金,又会导致货币供应过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吴晓灵表示,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企业难以生存。为了减少这个过程中的社会振荡,就要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成立中小企业的担保基金等,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