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服务业在资源相对贫瘠和低收入的经济中更容易发展，它不需要太多的资本，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更不用消耗太多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且，人口规模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对服务业应该比对制造业发展更有利。对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服务业毫无疑问是劳动密集的，而且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维持足够的消费需求。既然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印度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要比中国更接近于“标准模型”，我们把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作为参照值，也就有了一定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印度作为参照，那么，中国今天能够把制造业扩张得比服务业更快（中国的制造业占了GDP的一半）显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认为这个原因不在于廉价劳动力资源，也不在于技术跨国转移，也不在于政府支配了金融资源，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的公有制或者政府所有制。由于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成为政府控制的资产，将农业耕地转变成工业用地就成为一个类似金融的杠杆，被中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巧妙运用，竞争性地承接外来的加工制造业。再加上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增值税而不是所得税，就更加驱使地方政府加快制造业的“招商引资”。就这样，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直线上升，迅速超出服务业。而在外人看来，这本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印度，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农民，数年前，印度政府要筹办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希望跨国公司的制造业落户印度，但因为农民的抵抗，这个动议最终变成了“纸上谈兵”。
中国的经济成长，制造业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楚的是，过度发展制造业不是中国的自然禀赋决定的道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